從1919年夏天開始，中國的五個省份持續十二個月沒有降雨，因此引發中國自187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糧食危機。饑荒影響的地理區域，與1876 – 79年的華北饑荒大致相同。1920年至1921年的冬天，此次饑荒威脅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等地的二千萬至三千萬的貧困居民。 雖然這場危機，接近中國的所謂的民國軍閥時期初期，但中國自1920年夏天開始，就動員了強大的救災工作。隨著該年年尾發起的重大國際救援行動，到了1921年，北方的大部分地區恢復健康的春季收成，估計與饑荒有關的死亡人數被限縮至50萬以內。
成因
饑荒的直接催化劑，是由於1920年秋收中三百多個鄉鎮的部分歉收或完全歉收。然而，乾旱之外，還有其他的潛在因素使得旱災導致數百萬人民的飢餓，包括偏遠而人口密集的農村地區極度貧困、交通運輸的基礎設施有限、衰弱且經費不足的中央政府，以及生態破壞而易患水災的地形使災區的收入來源衰退。1920年七月的安徽戰爭，三個不同政治派別的部隊，在北京周邊地區進行戰爭，之後，北方各地跟著發生歉收。戰爭持續期間，北方各地的補給路線被中斷，農作物受損，北京以南十幾個鄉鎮被搶劫;雖然為時短暫，而且局限於北京附近的少數鄉鎮，然而，為期十天的戰爭，卻未能說明這個影響北方五省數千萬人口的糧食危機。
上海報紙上的地圖，比較了中國華北五省的饑荒（橫線覆蓋全部受影響省份，不僅是受災地區）與中國中南部受士兵蹂躪的區域（垂直線所顯示的四川，湖南，廣東）和浙江東部沿海地區的水患。
Source: Shenbao (Shanghai), October 10, 1920.
高度生產力使得氣候乾燥溫和的華北平原能夠讓全中國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之一維生，在直隸的村落（1928年始稱河北），每平方英里人口達2000人，山東則是3000多人。[1] 華北小麥和高粱的栽種團體採用的強化有機施肥，淺層栽培與其他傳承的耕作技術，達成如此高度的生產力，當時受到美國農業部土壤管理專家的讚賞。[2] 然而，華北地區的雨量大多仰賴夏季季風; 當夏季季風沒有到來，或在不對的時間降雨，那麼供給多數華北人口的一年一收或一年兩收可能會被破壞。[3] 自1919年夏天開始，乾旱持續一年，黃河以北的華北平原最為嚴重:直隸中部與南部，山東西部和河南北部。1919年，雖然鬧旱災的地區普遍有水井灌溉，卻僅用於總體作物的一小部分，主要還是依賴降雨。[4]
幾個世紀以來，人類改變了地形景觀，也降低了地質保水的能力，引發了頻繁的水患。樹木被徹底砍除的華北平原，失去了樹根所能保持的水分。同時，中國內陸河道沿路的山坡森林濫砍，導致侵蝕、下游積聚沉積物、以及華北平原沿岸每年的大洪水。家庭儲糧與社區糧倉，也尚未從兩年前（1917 年）在直隸省發生的災難性洪災中恢復過來。[5]
陝西潼關災民之狀況。
Source: Jiuzai zhoukan (Beijing), March 20, 1921.
在正常的年度，直隸地區的家庭每年的支出約有四分之三在食物上，使得他們特別容易受到價格略漲的影響。 [6] 因為北方村莊獲得貸款的管道有限，[7] 加上歉收時許多人幾乎沒有備用的收入來源，而且密集人口強力施壓要求供應糧食，因此需要進口大量的糧食來穩定價格，使最貧窮的人民依舊有能力購買。
根據整個食物危機中都在運作的國際救濟委員會所給的定義，「受影響人口」是那些需要協助生計直到下個預期收成的1921年春季。饑荒橫跨五個省份，影響2000萬人; 其中有8,836,772人，也就是近一半的饑餓人口在直隸省份，其中，十三個鄉鎮百分之九十幾的人口需要援助。中國政府的估算人數相當高，有3000萬饑荒人口（災民）。[8]
美國紅十字圖顯示，1920-21年鐵路（粗線表示）和主要城市的干旱飢荒程度。
Source: American Red Cross, Report of the China Famine Relief October, 1920 – September, 1921. Courtesy of the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對策
1920-21年，對抗糧食短缺的問題，從九月至五月持續了十個月，所做的努力很分散多元。涉及受災社區，地方與地區政府，以及專立的救濟協會和國際社會的廣泛響應。結合中國帝國晚期不拘一格的救災方法，現代通訊方式，以及宣傳和金融，例如火車和報紙等。換句話說，饑荒在中國社會政治和經濟大變化的時期，反映出一個確切的時刻：到了1920年，當時中國已經分裂為眾多有自治軍隊的地區派系，距離從1925年到1950年為時四分之一世紀的內戰和抗日戰爭只有幾年的時間。1920年，政治舞台的特點，是對立的軍政府之間，充分協調資源與轉移難民進出華北飢荒地區。[9]
當農村地區的農作物歉收時，身體健全的男人開始離開，沿著確立的季節性遷徙路線，來到滿洲或往南至漢口或上海; 那些留下的人，求助備案的措施，一些人在河床邊的畸零地上，種植花生及其他抗寒的作物;其他人，尤其是在黃河高鹼性平原上的人，在1920-1921年間藉由生產可銷售的地鹽來度過糧食危機，家庭製鹽傳統上一直是努力拼搏的家庭主要的收入來源。[10]
申報的賑災廣告。
Source: Shenbao (Shanghai) October 31, 1920.
打擊糧食價格上漲的官方措施，包括中央政府對糧食生產與運輸減稅，禁止大北京地區蒸餾酒精來減輕食品供應的壓力，以及持續施行政策至1921年春季。[11] 雖然中央和省級政府的救助機構，在這一年來，進行適度的救濟分配，官方的主要角色，是協調地區的救濟工作，促進全國資源流動（這一年交通部釋出八百萬元作為國家鐵路系統運送救濟糧食的運輸費用）。[12]
自1920年夏末，廣泛清除根和藥草，或避免飢餓而準備的 「飢餓食物」，如樹皮，高粱殼和漂白土，顯示出家庭現金或糧食儲備枯竭，以及全面飢荒的到來。有些社區部分或全部被暫時遺棄，全家逃離乾旱地區。也有其他社區在村裏設計互助計劃，根據災民的貧困程度，設立流動廚房，以貸款或直接補助金的方式發放金錢，糧食和衣服。[13]
區域性的糧庫嚴重枯竭時，商家和紳士匯集資金，從鄰省進口穀物，再以折扣價賣給窮人來平衡當地糧價，這是在中國行之數百年的地區糧食短缺的協調工作。[14] 當許多家庭甚至連打折的糧食都買不起時，有些社區自1920年秋季中旬起開始設立流動廚房，每個廚房服務的人數為數百到數千人，一個位於河南安陽由貴族經營的廚房，每天的服次人數多達2.5萬人。[15]
1921年春季，上海的飢荒援助遊行的新聞。
Source: British Pathé/Pathé Gazette, ‘Natives of Shanghai,’ newsreel, May 23, 1921
隨著當地資源消耗殆盡，大量糧食被用來維持系統運作。1920年12月，中國官方和慈善救援組織，利用國家鐵路網將170457191斤，大部分來自滿洲的糧食運進五省的饑荒地帶，每天糧食配給，總計達31天，受惠的災民約八千八百萬人。[16] 隨著冬天開始，運送至華北的滿洲糧食增加， 1921年1月份超越了記錄，是1919年的記錄六倍之多。[17]
除了縣政府、官方的軍隊，以及救濟機構所發起的救助行動之外，為數不少的災區救援行動是由數十個北京，天津等城市在1920夏末和秋天成立的中國救災協會所動員。[18] 10月時，外國居民團體發起救災行動，結合了上述的一些協會，成立了八個「國際救濟協會」，在五個饑荒省份行動。
1921年1月成功進行合作，國際協會發放糧食，救助了大約700萬人口，其中多數是在春收之前的4月與5月。除此之外，美國紅十字會透過以山東為中心的救濟計畫，幫助勞工及其家屬共9.28萬人度過饑荒。最後，基督教會在這一年中，至少花費200萬的中國貨幣救濟災民。[19]
截至6月初春收時期，估計在五個省份有五十萬人死亡，主要死因是營養不良和感冒; 與饑荒有關的疾病，特別是斑疹傷寒，透過國際組織的防疫措施，死亡人數相對較低，歸功於滅虱（delousing）以及使受災人口在家園附近分散居住。[20] 死了五十萬人，約為飢荒區人口的百分之1.6到2.5，儘管可怕，但是遠低於1870年代飢荒的死亡率，950萬至1300萬人; 也少於下一個饑荒，1920年代末期北方大饑荒，造成的數百萬死亡人數。根據了解，在1920-21年的記載中並未出現同類相食事件，與中國近代其他一些重大饑荒不同。
華北救災協會《救災周刊》的封面，在1920-21年期間，致力於報導乾旱饑荒救濟事宜的幾期期刊之一。
Source: Jiuzai zhoukan (Beijing), April 24, 1921.
後果
1920-21年的乾旱，以及隨之而來的饑荒，發生在1919年五四運動以及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首次會議之間，正是重大的中國知識與政治發酵期。雖然它透過中國國際飢荒救濟委員會的成立來推動防災基礎建設和信貸合作社，這次的飢荒連同1920年代其他的重大危機，最終導致了社會不景氣，煽起接下來數十年的革命。
接連不斷的歉收，接著令人日益絕望的措施，使許多家庭經歷十個月糧食極度匱乏的狀況，導致生存空間已經薄弱的社群更加痛苦不堪。家庭因為饑荒而分崩離析，有人逃離，有人自殺，也有兒童與青少年（主要是女孩）被賣到富裕的家庭中當僕人，小妾或是未來的妻子，或賣給人口販子從事性工作或娛樂業。
一名男子，在饑荒期間拆除房屋出售。
Source: American Red Cross, Report of the China Famine Relief October, 1920 – September, 1921. Courtesy of the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華北地區主要的經濟體是自耕種，大約四分之三的北方農民擁有土地。在饑荒危機期間，有許多土地轉賣，但目前尚不清楚數量：在直隸的某個南部地區，有40％的人口，由於饑荒而變得貧窮，在危機爆發之前持有的土地，有13％被出售，或許不具代表性意義。實際上，當時該地區土地價值穩定上升，這一點顯示土地沒有大量出售，與十年後的1928至1930年間，西北各省受到嚴重飢荒的襲擊，甘肅和陝西地區土地價值急劇下降，形成鮮明對比。[21]
中國的農戶比較可能選擇承受巨大的債務，而非離開自己的家園，許多家庭向富裕的鄰居借錢而挺過危機存活下來。在危機結束時，房屋經常沒有屋頂或家具，在糧食價格的高峰期被出售時空無一物。生產資本例如農具和牲畜很容易被賣掉，因此恢復農耕時已無物可用。家庭通常沒有冬季衣物，因為在1920年的夏季被典當，用來買冬季要種植的小麥種子，使得人們在冬季來臨時特別脆弱。[22]
在乾旱飢荒地帶，一個不知名地區，人們乘運貨馬車遷移。
Source: Jiuzai zhoukan (Beijing), May 8, 1921.
如同以往的饑荒，這次的糧食危機也改變中國的人口分佈。正如他們祖先所做的，百萬人逃離華北平原前往東北三省組成的滿洲：吉田，吉林，黑龍江，其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留下來定居在那裡。[23] 許多難民沿著自1870年代大饑荒起鋪設的六千英里的軌道逃離災區。[24] 然而，只有一條鐵路線穿越1920-21年饑荒區的心臟地區，救援以及難民運動仍然依循多數乾旱地區行之數百年的方式，使用步行，推車來通過艱難而速度緩慢的道路。這些基礎設施的缺陷，激發人民呼籲投資國內各地的飢荒預防。
1921年秋季，八個中外聯合救濟委員會的代表，組成中國國際飢荒救濟委員會，得到1920-21年救災行動的剩餘資金。委員會的總部設在北京， 成員大多數為外國人得以維持獨立，不受中國政府管轄，成為中國整個1920年代為了預防饑荒而蓋路、修繕堤防工程與其他工程項目等最大的贊助商之一。[25]
1916年袁世凱總統去世後，中華共和國解體，而對立的軍閥之間產生日益激烈的內戰，後來被稱為軍閥時期（1916 – 27年），四年後發生了饑荒。1917年底，湖南的地方軍隊之間開始戰爭，而戰爭很快就蔓延到鄰近的省份，最初大多在中國中部與南部; [26] 到1920年代中期，幾乎整個中國出現災難性的旱災和洪水，土匪增加，加上幾乎持續不斷的戰爭，使得1920-1921年擔任救難員的美國人沃爾特·馬洛里（Walter Mallory）在1926年，給中國取了一個有名的稱號「飢荒之地」。[27]
史地概觀
描寫1920-21華北饑荒的歷史學家極為少數。華北饑荒雖然規模大，但是兩個重要的方面使得它黯然失色。首先，它發生在一次大戰之後全球救濟活動激增之時，由赫伯特·胡佛主導歐洲，近東到俄羅斯的美國救濟行動。1910年代末期至 1920年代初期國際救濟動員的激增是近代研究的焦點：基思·戴維·沃內彭（Keith David Watenpaugh）的《來自石頭的麵包：中東與現代人道主義的產生》（奧克蘭，2015年）;布魯諾·卡布內斯的《1918 – 1924年：大戰與人道主義的起源》（劍橋，2014年）; 和伯特蘭·帕特內杜勒（Bertrand Patenaude）的《博洛蘭大劇院：1921年飢荒時美國對蘇維埃的救援考察》（史丹福，2002年）。但1920-21年，中國在這些研究的範圍之外。活躍於中國的救援組織的主要歷史也忽略這個饑荒：例如，朱莉婭·歐文（Julia Irwin）的《使世界安全：美國紅十字會與國家人道主義的覺醒》（牛津，2013年）沒有提到該組織在1920-21年的中國所扮演的角色。
這場人道主義的巨大危機被隱晦的另一個原因是，它發生在中國所謂的軍閥時代（1916 – 27年）。在清朝隕落和1928年民族主義者崛起之間出現了這個內戰日益增加的混亂時期，災難史學家對這個時期的關注遠遠不如第二次中日戰爭或1950年代毛澤東大躍進的饑荒，後兩者的學術研究有顯著的成長。如上述，自1920年以來的一個世紀，談及中國1920-21年饑荒的一些重要作品，例如：瓦爾特馬洛里的《飢荒之地》（紐約，1926年）; 安德魯·內森（Andrew Nathan，1966年，馬薩諸塞州，劍橋）的《中國國際飢荒救濟委員會歷史》;Marie-Claire Bergère的《1920-1922年中國的危機》《年鑑：經濟，委員會，文明》（1973）; 夏明芳等人所寫的：《20世紀中國災變圖示（福州，2001）》;和李莉蓮《在華北與饑荒抗戰：國家，市場和環境衰退，1690年代至1990年代》（斯坦福大學，2007年）。
然而，這些歷史主要根據外國資料，強調的是1921年春天危機中期外國所動員的救援。這些歷史完全沒有提到早先中國政府和社會在1920年秋天所動員的救援，包括地方救災和中國軍政府的災難處理。很不幸，他們在1920-1921年鬧旱災的華北平原上所展現的社會及政治活力依舊不被讚賞。儘管軍政府，地方精英及國際的救災機構相當成功地在一年之中救濟一千萬人，但此次事件，只被當成中國軍閥時代內亂和民眾苦難的一部分背景。
在上海報紙中，河南省的災難受害者展現飢荒的嚴重性。
Source: Shibao (Shanghai), April 17, 1921.
資料來源的種類
國際救援組織發佈的報告是最全面且最容易獲取的資料來源，例如：美國紅十字會的《1920年10月至1921年9月：中國饑荒救濟報告》，以及1922年北京出版的北京聯合國際飢荒救濟委員會的報告《1920年-1921年的華北大饑荒，以西直隸地區為例》，此份報告有中英文版本。（兩份報告均可在英國和美國的主要大學的圖書館找到，耶魯大學以及康乃爾大學，皆有線上的數位版本）
雖然這些報告很有價值，但是無法涵蓋那一年所有的救濟活動。《華北饑荒》報告參考所有的資料，估計出那一年的救難總金額為3,700萬美元，然而當時饑荒一開始時，這些作者本身估計所需的救災金額為1.2億美金。[28] 後來，這份報告承認，為中國救濟協會所做的估計，僅僅是「一個猜測」。[29] 這些報告顯然並未包括當地團體與個人所做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救濟活動。
該年報導災難的期刊是較佳的中國救災活動的資訊，如北京出版的《救災周刊》和《賑災日報》。中央政府的《政府公報》，或是山西省政府在太原出版的《來複報》等省級公報，都定期報導官方救災捐款和相關政策。國家新聞日報也廣泛報導這個危機，特別是北京的《晨報》，天津出版的官營《大公報》以及日本在北京出版的《順天時報》。當時在北京的許多新聞日報中，最著名的《小公報》以及《實話》，都提供在首都及其周邊的街頭體驗災難的細節。最後，當地的地名詞典（地方志），特別是其中的傳記，石碑和墓碑的記錄，最能一窺受災村莊的災難經驗。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東亞歷史系，皮耶 傅勒(Pierre Fuller)教授。
翻譯: 邱奕齊
注釋
[1] Mallory, China Land of Famine, 15-7.
[2] See King,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3] 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108-29.
[4] 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187; King,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223; Jiuzai zhoukan, December 12, 1920.
[5] Li,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285-95.
[6] Dittmer, ‘An Estimate of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China’, 116. Dittmer’s study used statistics gathered in the rural outskirts of Beijing.
[7] Buck, Land Utilization, 465.
[8] Edwards, North China Famine, 10-11; Xia, Minguo shiqi ziran zaihai, 385.
[9] Fuller, “North China Famine Revisited”, 820-50.
[10] Thaxton, Salt of the Earth, 115, 249-50.
[11] Shuntian shibao (Beijing), September 23, 1920; Shihua (Beijing), February 4, 1921; Da gongbao (Tianjin), December 27, 1920; Fengsheng (Beijing), April 14, 1921.
[12] Zhongguo minbao (Beijing), November 4, 1920; Edwards, North China Famine, 21.
[13] Laifu bao (Taiyuan), October 10, 1920; Wei xianzhi 1929 16:46a.
[14] Shuntian shibao (Beijing), October 9, 1920; Celestial Empire (Shanghai), November 27, 1920.
[15] Shuntian shibao (Beijing), January 1, 1921; Edwards, North China Famine, 83.
[16] Zhengfu gongbao (Beijing), June 13, 1921.This estimate is calculated using the famine ration of five-eighths of a jin, or 1,400 calories, per day per idle woman or teenager, who formed a majority of relief recipients, a ration stipulated by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Interior for soup kitchen operations and also employed by the American Red Cross. Fuller, “North China Famine Revisited”, 839; American Red Cross, Report of the China Famine Relief, 18.
[17]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March 5, 1921.
[18] Egan, ‘Fighting the Chinese Famine’, April 9, 1921.
[19] American Red Cross, Report of the China Famine Relief, 228; Edwards, North China Famine, 3, 20, 25.
[20] Edwards, North China Famine, 78-84.
[21] 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196, 332; Edwards, North China Famine, 15.
[22] Edwards, North China Famine, 14-5.
[23] Yuandong bao (Harbin), December 30, 1920; Ma Ping’an, Jindai Dongbei yimin yanjiu, Jinan, 2009, 46.
[24] Mallory, Land of Famine, 30.
[25] Nathan, A History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 Cambridge, Mass., 1965, 11.
[26] McCord, Power of the Gun, 253-64.
[27] Mallory, China Land of Famine.
[28] The figures are in Mexican silver dollars, a common currency among many used in 1920s China. Fuller, “North China Famine Revisited”, 824-25.
[29] Edwards, North China Famine, 25.
原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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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gongbao 大公報 (Tianjin)
Fengsheng 峰聲 (Beijing)
Jiuzai zhoukan 救災周刊 (Beijing)
Laifu bao 来复報 (Taiyuan)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Shibao 時報 (Shanghai)
Shihua 實話 (Beijing)
Shuntian shibao 順天時報 (Beijing)
Zhenzai ribao 賑災日報 (Beijing)
Zhengfu gongbao 政府公報 (Beijing)
Zhongguo minbao 中國民報 (Beijing)
Yuandong bao 遠東報 (Har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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