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中国中部遭遇一场毁灭性的洪灾，淹没的区域约为英格兰加上苏格兰一半的面积，估计影响了5200万人，并造成多达200万人死亡。在中国，这个事件通常被描述为「扬子怀水」（江淮水灾），但这次事件不局限于这两条河流。黄河和大运河也遭遇了大洪水，远至南方穿越广州（广东）的珠江（珠江），向北远至流向韩国北部的松花江和鸭绿江。[1] 虽然洪水影响了全国许多地区，但核心灾区集中在八个中部省份。因此，它在这里被称为1931年华中洪水。
成因
1931年华中水灾的最终原因，在于人类社区与流域之间的长期相互作用。淹水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居民常年面临的问题。农民占领冲积原和平原，改变景观，以至于加剧淹水的自然风险。过度的森林砍伐、湿地复垦、和河堤过度扩张，将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特征，正常的洪水走向，变成破坏性的淹水，造成人类社会混乱。在有利的气象和政治条件下，河流系统的人力管理导致农业经济蓬勃发展和社会稳定。[2] 然而，在雨量过多和水力治理欠佳的时期，上升的河水和被忽视的堤坝，使河流和湖泊夺取人类原本所占领的平原。[3]
在第二个千禧年期间，长江中段的湖北省，亲眼见证成长与衰退的重复模式，皮埃尔·埃蒂安·威尔（Pierre-ÉtienneWill）称之为「液压循环」。[4] 后来，在明清时期，彼得·珀德（Peter Perdue）在邻近的湖南地区，发现相似的发展模式。[5] 周期一开始时，在堤坝网络的支出增加，保护社区不会淹水，因而促进农业和经济的广泛扩张。随着经济成长超过为达永续发展而设的限制，堤坝网络努力抵御压力的加剧。最终，该地区陷入液压危机，灾难性的洪灾凸显控制低水位的问题。这些定期的危机，只有在国家再次开始投资堤坝网络时才会开始减少，从而重新开始液压循环。
1931年洪水期间的堤坝破裂
Source: Th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Flood Relief Commission (Accessed at www.archive.org)
1931年的洪水，构成自十九世纪初以来，长江流域开展的液压危机的一部分。尽管是农业不永续扩张模式所造成的结果，但张家彦认为，这场危机也反映政府在清末和共和国早期（19世纪至1928年），所经历的根深蒂固的政治和经济困难。在此期间，堤防的建设费和维修费，往往被挪用或转为军队开支。[6] 无法永续的成长加上忽视河流系统，累积而成一连串的水患，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袭击长江流域。
虽然1931年水灾的根源，在于抑压危机的缓慢展开，但灾难的近因，是庞大的雨量。 1930年至1931年冬天，气候特别酷寒，在河流上游留下大量积雪和冰块。结冰的水库在春天融化，与异常的豪雨汇合，涌入河流和湖泊，提高了水位。[7] 到夏天，中国经历极为强大的东亚季风。这可能是圣婴现象南方振荡所导致的结果。[8] 长江流域年平均，可能会有两次飓风;在1931年，光是七月就有七个飓风。这些风暴，在单月内降下一倍半的年平均降雨量。[9] 即使维护良好的堤坝，也奋力抵挡这个巨大水患。保护长江和淮河流域的地区水坝防御措施被忽视，而几乎不可能应对。 1931年夏天，袭击中国的洪灾既不是天灾，也不是人祸，而是两者皆有。
结果
1931年8月初，世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是在水里。在洪水初期，估计有15万人溺水。[10] 住房不合标准的贫困社区，面对这些即时的灾难风险，其脆弱是不成比例的。那些在第一波淹没危险中幸存下来的人，发现自己面临严重的生计危机。洪水冲刷夏季收成，摧毁大量的备粮。[11] 总经济损失，等于每户家庭一年半的净收入。[12] 在许多地区，淹水的状况持续到秋季，这意味着冬天不可能有二次确认收成的作物。
“中国水灾和意大利水坝突发重灾难”
Source: British Movietone newsreel, 1931
虽然普遍不易取得粮食，在随后的生计危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社会和经济因素也很重要。在粮食价格快速上涨的同时，洪水造成劳动力，土地和动物的价值暴跌。[13] 短期内，导致阿马蒂亚·森所说的「权利失败」。 [14] 它也对许多家庭的经济前景，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那些仍旧可以取得粮食或信贷的人，能以低风险条件获得贫穷邻居的资产。洪灾之后，他们以飙涨的价格，将这些资产出售给原先的业主。以这种方式，洪水不仅导致激烈的饥饿时期，而且进一步深化长期的贫困与不平等。[15]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持续的冲突，扩大生存危机的冲击。这样的情况，防碍救援机构在水灾区分配粮食，延迟农业的复苏。[16] 冲突区的饥荒状况变得非常严重，有些人开始自相残杀。[17]
虽然饥荒和营养不良，危害水灾地区的生活，但疾病是迄今为止最致命的因素。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和卫生系统的破坏，为许多致病微生物提供完美的发展条件。即使在共和国，一个非常熟悉难民危机的国家，洪水造成的流离失所的规模还是惊人的。整个灾区，估计有40％的灾民被迫离开家园。在安徽南部，61％的人口成为难民。[18] 有些人留在附近的山坡或残存的堤坝网络，而有些人则前往城市寻找住所和食物。不幸的是，洪水的实质影响非常强烈，即使相当强大的城市堤防网络也受到损害。这意味着，来自农村而流离失所的难民在大城市几乎无法喘息。
当洪水流入武汉的扬子江（长江）中部，估计有四十万人无家可归。[19] 卫生系统遭到破坏，难民挤入有限的旱地，致命的疾病很快开始造成大批的农村和城市公民死去。痢疾，伤寒和霍乱这类的疾病，透过污染的水或带原的昆虫而直接传播。其他疾病，如麻疹和天花，由于普遍的人口过度拥挤而增殖。洪水也为蚊子提供了完美的栖息地，造成疟疾疫情的爆发，最终，估计有30万人死亡。[20] 淡水蜗牛越来越多，导致名为血吸虫病的湿地传染病，其感染率达到高峰。 [21] 总而言之，农村家庭死亡人数中的70％和在难民营死亡的人数中的87％，是死于洪水相关的疾病，[22] 因此，水灾相关的死亡人数估计200万当中，它们占最大比例。
对策
政府回应：南京政府在1927年，对中华民国的大部分地区进行初步的控制，而1931年的洪水是它的首批重大考验之一。由于它的对手，军国主义者，曾在前十年控制中国区，许多传统的政府救灾功能已被中国国际饥饿救济委员会（CIFRC）等中外组织接管。[23] 对于中国政客来说，1931年的水灾，代表着重新获得控制全国救灾基础设施的机会，对新兴的国民党政权而言也是展现采用现代科学应对方式的机会。[24] 随着灾难的规模显而易见，身为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蒋介石妻舅的宋子文赞助政府，成立国家饥荒救难委员会。[25]
国家饥荒救难委员会聘请一批中外专家，其中包括知名的流行病学家吴连德，卫生部长刘瑞恒，公共卫生工作者约翰·格兰特和液压工程师奥利佛·托德等人士。甚至是著名的飞行员查尔斯和安妮·林德伯格也参与其中，因为他们被委托进行一次有关洪水区的空中调查。[26] 虽然宋子文仍然是国家饥荒救难委员会名义上的负责人，随着中国面临政治不安定和持续的日本入侵，日后执行救援工作的责任，大多委托给国家联盟派遣的难民专员，英国人约翰·霍普·辛普森（John Hope Simpson），由他协助救援工作。
「挽救生命！ 」：1931年中国报纸漫画
Source: Zhongyang ribao, 3 September 1931; image provided by the author.
洪水引发国内和国际慷慨的慈善回应，海外华侨提供特大笔的捐款。尽管付出相当大的努力，直至1931年夏天，国家饥荒救难委员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最初，试图透过发行债券来资助救援工作，但由于日本入侵满洲，导致债券市场崩溃，因此失败。[27] 最终，国家饥荒救难委员会设法向美国政府交涉，用贷款方式取得小麦和面粉。终于获得资金支援的国家饥荒救难委员会，必须在整个灾区发放大量的救援物资。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不只是因为洪水摧毁许多通讯和运输的基础设施，也是因为中国正处于和外国交战与内战之中。 1932年年初，日本海军与中国军队在上海发生冲突，要将粮食输入上海的船舶必须交涉谈判，才能在日本海军的船只中通过。卸下救灾粮食之后，国家饥荒救难委员会必须将物资运往上游。此时必须穿过恶劣的土地，而那里有土匪和共产党攻击船只、要求补给品、绑架救灾人员。[28]
洪灾过后，国家饥荒救难委员会被歌颂为组织战胜逆境，获得胜利。巨大的劳动救济计画特别受到赞扬，其中一百一十万名工人在1932年上半年受雇重建近2000公里的堤坝。[29] 短短六个月内进行的土方工程量据说足以建造两米高，两米宽，约赤道全长的堤坝。 [30] 救援工作也被描述为建立新政府合法性并破坏共产主义威胁的重要的进展步骤。[31] 灾难发生后，用于重建农业社区的合作组织被改造，成为政府农村经济政策的重要特征。[32]
虽然官方报告中提供的评估是一面倒的正面，但实际上救援活动并不完全成功。在某些情况下，救援营地针对民众自发的非法占地进行改善，但在另外一些地区，难民经历极高的病死人数。事实上，救难营的死亡率远远高于农村社区的死亡率。[33] 散播在某个救难营的麻疹，光是在1991年12月就造成1491人感染，682人死亡，主要是儿童。[34] 在江西的另一个救难营，在短短三个月内20499名难民中有2,476人死亡，年死亡率达48.9％。[35]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惊人的死亡人数是人口流离失所的必然结果。然而，在一些地区，为防止难民扰乱社会政治秩序，而在作出适当安排之前，强迫他们进入难民营。在武汉，当地军方确信难民人口是藏匿的共产党员。结果，数千人在被枪口抵住下离开街上，并被运到营地，在那里因为疾病而死的人数仍然很高。[36] 美国小麦贷款的影响，也比官方报告所认定的更为模糊。在当时，大批转运外国粮食被描述为慈善行为，但贷款条款对美国人显著有利。这些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寻求手段来卸载经济损失的剩余小麦。虽然紧急救援帮助许多难民在激烈饥饿期存活下来，但有些人认为，长期来看，进口大量的小麦和面粉有负面的经济影响，剥夺当地农民和制粉业者的产品市场。[37] 有鉴于恢复堤防网络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救济贷款的不良经济后果，似乎可以正当化。然而，有待历史证明，即使这些基础设施改善，被认为是国家饥荒救难委员会的最高成就，却没有像之前所假设的那么成功。当长江在1935年经历超大雨量时，该地区的许多堤坝再次溃堤，使该区陷入困境的人口遭受另一场洪灾。[38]
社会回应：官方的救援工作，一直是大多数1931年洪水历史研究的主要焦点。然而，这不是对水灾的唯一反应。早在中央政府提供援助之前，灾区的地方精英们已经向同胞们提供相当大的救济。在帝国末期的整个灾难期间，公会、慈善协会和宗教机构提供食物与住所给大批难民。[39] 洪水始于春末，但美国载运的首批救援粮食在11月才抵达上海。因此，在水灾最严重的时期，低层级的自发行动在协助难民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水患地区人民能够存活，不能只从检视慈善机构和救济来解释。水灾灾民根据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深入了解，采用了复杂的应对策略。那些住在农村的人，搜寻野生的湿地食物，包括水生植物，鱼类和水禽。[40] 前往城市的难民出租家用舢板作为水上计程车来赚钱。其他人则采取更孤注一掷的策略，乞讨、偷窃和卖淫。[41] 尽管受到社会羞辱，也受到法律禁止，这些对策却帮助难民在剥夺严重的时期能够存活。
史地概观
第一个1931年华中洪水史是在1954年长江洪水后由毛派政权出版。其目的是诋毁被废黜的国民党政权，突显共产党应对灾害的应有优势。湖北省政府出版题为「党领导人民战胜洪水」的歌颂报告，其中包括照片，宣传漫画和口述证词，旨在突显过去1931年的苦，与现在1954年洪水的甜两者之间的差异。作为毛派政权最热心的外国支持者之一的路易·胡莱（Rewi Alley）发表一份题为「人类对抗洪水」的英语研究，采用类似的方法。在人民共和国以外，爱德蒙克莱所写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唯一分析1931年灾难的研究之一。克莱在汉口的美国领事馆工作时，亲身经历洪水，并热衷于强调水灾的破坏性影响。据他估计，由于1931年洪灾，全国约有二百万人遇难。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对灾害史采取更为细微的方法。一个历史学家团队进行的研究，包含1931年水灾，颇具影响力，名为「中国近代十大灾害」。针对造成灾害的环境和人为因素，进行总体分析，并描述经济和社会后果。中国学者也做许多灾区当地历史的研究。方巧梅探讨国民党水利治理的崩解使得武汉易患水灾。张波，孔祥成等历史学家，都关注地方和国家政府在救灾工作中扮演的角色。虽然这些研究，大部分提供灾难的制度历史，但有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李沁的研究工作，李沁研究1930年代长江中段区的水灾对社会和心理的影响。
洪水在中国以外受到的关注较少。李莉莲所著的《对抗华北饥荒》，主要根据救济行业的文献，简短地描述水灾，她对官方的对策给予相当正面的评价。 Iris Borowy 在Uneasy Encounters 一书中，强调国际联盟在灾害中协助医疗所作的努力。在《拯救国家》，玛格丽塔·扎纳西（Margherita Zanasi）审视救灾工作，视其为1930年代初期，国民党某些派别所采取的更广泛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的一部分。 David Pietz的《打造国家》，提供最详细的分析之一，里面包括他在淮河保育研究中，有关水灾的一章。最后，克里斯·考特尼（Chris Courtney）在武汉市考察了普罗大众对1931年洪水的宗教解释。他即将出版的专著提供那次水灾的环境和社会历史。
资料来源的种类
1931年的洪水，产生许多中文和英文资料。国家救灾委员会的报告从政府的角度全面分析救灾工作。报告中的许多资料来自“1931年洪水：经济调查”。调查的依据是南京大学的学者团队在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斯坦丁·巴克（John Lossing Buck）的领导下所进行的研究。这项调查为经济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除了这些更广泛的分析之外，当地的地方志详细描述了特定地区的灾难发展情况，而文学和历史资料（文史资料）提供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记载的洪水口述历史。湖北省档案馆整理许多主要资料，包括政府电报，警方报告等，并出版一册书，名为1931年湖北省洪水灾害的精选档案材料。
洪水的一个不幸后果是印刷机淹水。因此，大多数可用的媒体报导是在灾区以外的地区出版。上海的中阳日报，沈阳天津的大公报等条约港口期刊派遣记者调查洪水区的情况。有关专业议题的文章，如水文和气象学，可以在专家科学期刊如Shuili中找到。当代最好的水灾新闻记录之一，是大汉口洪水（汉口大水纪）。这是一位名叫谢前茂的记者，在灾后不久所出版的长篇专著，他的家乡武汉淹水之后，他成为难民。除中文新闻之外，上海的英国华北先驱报等报纸，提供有关洪水的详细报导。 《伦敦新闻画报》刊登高质量的灾难照片。上海的基督教期刊《中国的记录者》，针对传教士参与救灾工作提供深入的见解。
洪水也引发许多文化反应。最有名的中文响应，可能是著名的左翼小说家丁玲所写的短篇小说《“水》（水）”。美国作家，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珍珠·巴克（Pearl Buck）写了一系列关于洪水的短篇故事，在美国可以从无线电收音机听到，以激发慈善捐款。许多这类的故事可以在《第一夫人》一书中找到。水灾后，拍摄一部名为《狂潮洪流》的电影，描绘湖北水灾期间的虚构事件。虽然，没有留下这部电影的拷贝，但原创剧本仍然存在。[42] 最后，安妮·林德伯格（Anne Lindbergh）写下回忆录，描述她驾驶飞机飞越灾区，并绘制地图标示她的丈夫尝试提供医疗用品给灾民却失败。
指标
死亡人数：200万。不可能准确估计1931年，长江淮河水灾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常引用的两个数字都是有问题的。第一个数字是14万人，出现在研究这段时期的一些英文研究中。这是根据1931年至1932年“国家救灾委员会报告”的前几页刊登的数字。实际上这是溺毙人数的估计，并没有涵盖其他与洪水有关的死亡人数。报告的他处指出：「近二百万人溺死或因缺乏食物而死。」第二个数字是422,499人。这是根据中国历史学家尝试系统量化的死亡人数，他们使用了许多当代的报导和政府统计数据。这项研究的作者急于强调，由于缺乏现有的资料，不可能确定准确的死亡人数。尽管如此，他们的估计已经变得有影响力，而且几乎总是一再地被复制，却没有附上原作者们所提出的警告。
令人惊讶的是，少有历史学家提到针对当时的死亡人数所做的最可靠和最系统化的量化尝试，该尝试被刊登在《1931年洪水：经济调查》中。这项调查是根据南京大学的一个团队，由知名的农业经济学家约翰·丹·巴克（John Lossing Buck）带领，进行广泛的洪水区统计调查。这项调查下了结论，在水灾的前100天，大约有15万人溺水，这表明这一数字不及所有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最大的杀手是疾病，占全部死亡人数的70％。南京大学的研究虽然从不明讲却暗示着，水灾的前一百天的死亡人数为625,000。举证责任，包括研究本身提供的证据，都表示这个数字大大低估了死亡率的程度。扩大到涵盖持续约一年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整个时期，国家洪水救难委员会所刊登的原始死亡人数200万并不是无理的估计。
地理范围：181,500平方公里。洪水严重影响面积169000平方公里的区域，不包括河流和湖泊。另有12,500平方公里的地区淹水，但影响较小。洪水区的大小相当于英格兰加上一半的苏格兰，或是纽约州加上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长江和淮河是受影响最严重的河流，洪水泛滥也影响黄河和大运河。核心洪水区包括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浙江、江西、河南、山东八省。然而，往南可到珠江，往北可远至松花江和鸭绿江，都出现地区性的淹水。
受影响的人口：5200万。当时，南京大学估计，洪水影响了2500万人。 Li等人表示真实数字可能已接近5300万。整个洪水区平均40％的人口成为难民。最高的比例出现在安徽南部，有61％的人口因为洪水而流离失所。
持续时间：1年。景观淹水始于1931年春天。尽管大多数地区的洪水，到了冬季已经消退，但涝灾、基础设施受损、和难民流离失所等问题仍然持续到隔年春季。洪水相关的饥荒和流行病至少持续到1932年的夏天，而感染地方病的人们在灾难减轻后依旧受苦多年。
克里斯·考特尼（Chris Courtney）是剑桥大学Gonville和Caius学院的中国历史研究员
翻译: 邱奕齐
翻译
[1] Cheng Xiao, Liu Yangdong and Xia Mingfang, Zhongguo jindai shi da zaihuang (The ten great famines of China’s modern period)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1994), p203.
[2] On the effect of climate on flooding see Zhang Qiang, Marco Gemmer and Chen Jiaqi , “Climate Changes and Flood/Drought Risk in the Yangtze Delta, China, During the Past Millennium,”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176-177 (2008): pp. 62-69.
[3] On Hubei see Pierre-Étienne Will, ‘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Hydraulic Infrastructure: The Example of Hubei Province in Late Imperial Times’, in The Scope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ed. by Stuart R. Schra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5). Yin Hongfu, Liu Guangrun, Pi Jiangao, Chen Guojin and Li Changan, “On the River–Lake Relationship of the Middle Yangtze Reaches,” Geomorphology 85 (2007): 197–207. On Hunan see Peter C. Perdue, Exhausting the Earth: 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 1500-185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4] Pierre-Étienne Will, ‘Une cycle hydraulique en Chine: La province du Hubei du XVle au XIXe siècles (A hydraulic cycle in China: The province of Hubei from the sixteenth through nineteenth centurie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eme Orient, 68 (1980), pp. 261–288
[5] Perdue, Exhausting the Earth
[6] Zhang Jiayan, Coping with Calamity: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Peasant Response in Central China, 1736-1949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4).
[7] William Barrett, The Red Lacquered Gate: The Early Days of the Columban Fathers and the Courage of its Founder Fr. Edward Galvin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1967), p. 265.
[8] On links between Yangzi floods and El Niño Southern Oscillation see for example Jiang Tong, Zhang Qiang, Zhu Deming and Wu Yijin, “Yangtze floods and droughts (China) and teleconnections with ENSO activities (1470–2003),”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no. 144 (2006): pp. 29–37. W. A. Gough, T. Jiang, and H.T. Kung Y.J. Wu, “The Variation of Flood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its teleconnection with El Niño events,” Advances in Geosciences, February 2006: pp. 201-205. On 1931 as an El Niño year see Ross Couper-Johnston, El Niño: The Weather Phenomen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2001), pp.128-129
[9] John Lossing Buck eds. The 1931 Flood in China: An Economic Survey, (Nanking: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1932), p.8.
[10] Buck, The 1931 Flood, p.35.
[11] Ibid. Y. Y. Kueh, Agricultural Instability in China, 1931-1990: Weather,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78
[12] Buck, The 1931 Flood, p.12
[13] Ibid, p.39.
[14] Amartya Sen,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5] Buck, The 1931 Flood, p.38
[16] The government perspective on this conflict is covered extensively in National Flood Relief Commission 1931-1932, Report of the National Flood Relief Commission 1931-1932, (Shanghai:, 1933). (Herafter NFRC). For a criticial view of the Guomindang’s role in the conflict see Cheng et al. Zhongguo jindai shi da zaihuang, pp.207-208
[17] Edmund Clubb, Communism in China: As Reported from Hankow in 1932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04. David A. Pietz, Engineering the State: The Huai River and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7-1937 (London: Routledge, 2002), p68. Ouyang Tieguang, ‘Zaihuang yu nongmin de shengcun weiji——yi 20 shiji 30 niandai qianqi changjiang zhong xiayou diqu wei zhongxin (Famine and Peasant Crisis Survival － The Middle Yangzi Region in the 1930s)’, 7 (2006).
[18] Buck, The 1931 Flood, p.33.
[19] Xie Qianmao, Yijiusanyi nian Hankou dashui ji (The Great 1931 Hankou Flood) (Hankou: Hankou jianghan yinshuguan, 1931), p.107.
[20] Ka-Che Yip, “Disease, Society and the State: Malaria and Healthcare in Mainland China,” in Disease, Colonialism, and the State: Malaria in Modern East Asian History, ed. Ka-Che Yip, 103-12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04.
[21] Pi Mingxiu eds. Wuhan tongshi: Minguo juan (xia)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Wuhan: The Republican Period (Part Two) (Wuhan: Wuhan Chubanshe, 2006), p.222.
[22] Buck, The 1931 Flood, p.37.
[23] For a classic study of this organization see Andrew James Nathan, A History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24] Lillian M. Li,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06.
[25] NFRC Chapter 1.
[26] Anne Morrow Lindbergh, North to the Orient (USA: Tess Press, 2004 [1935]), pp.137-154
[27] NFRC, p.18.
[28] NFRC Chapter 3.
[29] NFRC, pp. 114, 124, 110, 138-139.
[30] NFRC, p.139.
[31] NFRC, pp.193-194.
[32] Margherita Zanasi, Saving the Nation: Economic Modernity in Republican Chin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33] Buck, The 1931 Flood, p.44.
[34] NFRC, p. 169
[35] NFRC, pp. 74-75.
[36] John Hope Simpson, “Hope Simpson to F.B. Bourdillon” February 23rd 1932 John Hope Simpson Papers, Folder 6 (i), Balliol College Archives, Oxford; North China Herald, “Wuhan Cities Faced With Famine Conditions” August 25th 1931.
[37] Pietz, Engineering the State, pp. 65-68; Qiu Huafei, “1931 nian Zhong-Mei xiaomai jiekuan deshi yanjiu (A Study of the 1931 Sino-American Wheat Loan Issue)” Jianghai xuekan, no. 2 (2001).
[38] Li, Fighting Famine, p.285
[39] The Chinese Recorder, November, 1932: 667 – 680; Zhang Bo, “Lun zhengfu zai zaihuang jiuji zhong de zuoyong – yi Wuhan 1931 nian shuizai wei ge’an de kaocha (An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Disaster Relief – Using the Wuhan flood 1931 as a Case Study).” Jianghan Tribune, December 2006: pp.87-90. Similar low level relief had continu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famine relief in the early 1920s see Pierre Fuller, ‘North China Famine Revisited: Unsung Native Relief in the Warlord Era, 1920-21’, Modern Asian Studies, 47 (2013), pp.820-50.
[40] NFRC, p.62. Edmund Clubb, “The Floods of China, a National Disaster,” Journal of Geography 31 (January/December 1932): 205-206. Clubb, Communism in China, p.105.
[41] Contemporary media reports contain numerous descriptions of such behavior see for example Guo Jingrong, Guo wen zhoukan 8, no. 36 (1931).
[42] In Zhongguo wusheng dianying juben (Scripts of Chinese silent films), ed. by Peiwei Zheng and Guiqing Liu (Beijing: Zhongguo dianying chubanshe, 1996).
原件資料
期刊和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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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Gongbao
Funu gongming
Guowen zhou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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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rth China Herald
She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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