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中國中部遭遇一場毀滅性的洪災，淹沒的區域約為英格蘭加上蘇格蘭一半的面積，估計影響了5200萬人，並造成多達200萬人死亡。 在中國，這個事件通常被描述為「揚子懷水」（江淮水災），但這次事件不侷限於這兩條河流。黃河和大運河也遭遇了大洪水，遠至南方穿越廣州（廣東）的珠江（珠江），向北遠至流向韓國北部的松花江和鴨綠江。[1] 雖然洪水影響了全國許多地區，但核心災區集中在八個中部省份。 因此，它在這裡被稱為1931年華中洪水。
成因
1931年華中水災的最終原因，在於人類社區與流域之間的長期相互作用。 淹水是長江三角洲地區居民常年面臨的問題。農民佔領沖積原和平原，改變景觀，以至於加劇淹水的自然風險。過度的森林砍伐、濕地複墾、和河堤過度擴張，將河流生態系統的重要特徵，正常的洪水走向，變成破壞性的淹水，造成人類社會混亂。在有利的氣象和政治條件下，河流系統的人力管理導致農業經濟蓬勃發展和社會穩定。[2] 然而，在雨量過多和水力治理欠佳的時期，上升的河水和被忽視的堤壩，使河流和湖泊奪取人類原本所佔領的平原。[3]
在第二個千禧年期間，長江中段的湖北省，親眼見證成長與衰退的重複模式，皮埃爾·埃蒂安·威爾（Pierre-ÉtienneWill）稱之為「液壓循環」。[4] 後來，在明清時期，彼得·珀德（Peter Perdue）在鄰近的湖南地區，發現相似的發展模式。[5] 週期一開始時，在堤壩網絡的支出增加，保護社區不會淹水，因而促進農業和經濟的廣泛擴張。隨著經濟成長超過為達永續發展而設的限制，堤壩網絡努力抵禦壓力的加劇。最終，該地區陷入液壓危機，災難性的洪災凸顯控制低水位的問題。這些定期的危機，只有在國家再次開始投資堤壩網絡時才會開始減少，從而重新開始液壓循環。
1931年洪水期間的堤壩破裂
Source: Th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Flood Relief Commission (Accessed at www.archive.org)
1931年的洪水，構成自十九世紀初以來，長江流域開展的液壓危機的一部分。 儘管是農業不永續擴張模式所造成的結果，但張家彥認為，這場危機也反映政府在清末和共和國早期（19世紀至1928年），所經歷的根深蒂固的政治和經濟困難。在此期間，堤防的建設費和維修費，往往被挪用或轉為軍隊開支。[6] 無法永續的成長加上忽視河流系統，累積而成一連串的水患，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襲擊長江流域。
雖然1931年水災的根源，在於抑壓危機的緩慢展開，但災難的近因，是龐大的雨量。 1930年至1931年冬天，氣候特別酷寒，在河流上游留下大量積雪和冰塊。結冰的水庫在春天融化，與異常的豪雨匯合，湧入河流和湖泊，提高了水位。[7] 到夏天，中國經歷極為強大的東亞季風。這可能是聖嬰現象南方振盪所導致的結果。[8] 長江流域年平均，可能會有兩次颶風;在1931年，光是七月就有七個颶風。這些風暴，在單月內降下一倍半的年平均降雨量。[9] 即使維護良好的堤壩，也奮力抵擋這個巨大水患。保護長江和淮河流域的地區水壩防禦措施被忽視，而幾乎不可能應對。 1931年夏天，襲擊中國的洪災既不是天災，也不是人禍，而是兩者皆有。
結果
1931年8月初，世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是在水裡。在洪水初期，估計有15萬人溺水。[10] 住房不合標準的貧困社區，面對這些即時的災難風險，其脆弱是不成比例的。那些在第一波淹沒危險中倖存下來的人，發現自己面臨嚴重的生計危機。洪水沖刷夏季收成，摧毀大量的備糧。[11] 總經濟損失，等於每戶家庭一年半的淨收入。[12] 在許多地區，淹水的狀況持續到秋季，這意味著冬天不可能有二次確認收成的作物。
“中國水災和意大利水壩突發重災難”
Source: British Movietone newsreel, 1931
雖然普遍不易取得糧食，在隨後的生計危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社會和經濟因素也很重要。在糧食價格快速上漲的同時，洪水造成勞動力，土地和動物的價值暴跌。[13] 短期內，導致阿馬蒂亞·森所說的「權利失敗」。 [14] 它也對許多家庭的經濟前景，產生長期的不利影響。那些仍舊可以取得糧食或信貸的人，能以低風險條件獲得貧窮鄰居的資產。洪災之後，他們以飆漲的價格，將這些資產出售給原先的業主。以這種方式，洪水不僅導致激烈的飢餓時期，而且進一步深化長期的貧困與不平等。[15] 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持續的衝突，擴大生存危機的衝擊。這樣的情況，防礙救援機構在水災區分配糧食，延遲農業的復甦。[16] 衝突區的飢荒狀況變得非常嚴重，有些人開始自相殘殺。[17]
雖然飢荒和營養不良，危害水災地區的生活，但疾病是迄今為止最致命的因素。大量人口流離失所，和衛生系統的破壞，為許多致病微生物提供完美的發展條件。即使在共和國，一個非常熟悉難民危機的國家，洪水造成的流離失所的規模還是驚人的。整個災區，估計有40％的災民被迫離開家園。在安徽南部，61％的人口成為難民。[18] 有些人留在附近的山坡或殘存的堤壩網絡，而有些人則前往城市尋找住所和食物。不幸的是，洪水的實質影響非常強烈，即使相當強大的城市堤防網絡也受到損害。這意味著，來自農村而流離失所的難民在大城市幾乎無法喘息。
當洪水流入武漢的揚子江（長江）中部，估計有四十萬人無家可歸。[19] 衛生系統遭到破壞，難民擠入有限的旱地，致命的疾病很快開始造成大批的農村和城市公民死去。痢疾，傷寒和霍亂這類的疾病，透過污染的水或帶原的昆蟲而直接傳播。其他疾病，如麻疹和天花，由於普遍的人口過度擁擠而增殖。洪水也為蚊子提供了完美的棲息地，造成瘧疾疫情的爆發，最終，估計有30萬人死亡。[20] 淡水蝸牛越來越多，導致名為血吸蟲病的濕地傳染病，其感染率達到高峰。 [21] 總而言之，農村家庭死亡人數中的70％和在難民營死亡的人數中的87％，是死於洪水相關的疾病，[22] 因此，水災相關的死亡人數估計200萬當中，它們佔最大比例。
對策
政府回應：南京政府在1927年，對中華民國的大部分地區進行初步的控制，而1931年的洪水是它的首批重大考驗之一。由於它的對手，軍國主義者，曾在前十年控制中國區，許多傳統的政府救災功能已被中國國際飢餓救濟委員會（CIFRC）等中外組織接管。[23] 對於中國政客來說，1931年的水災，代表著重新獲得控制全國救災基礎設施的機會，對新興的國民黨政權而言也是展現採用現代科學應對方式的機會。[24] 隨著災難的規模顯而易見，身為國民黨的重要人物，同時也是蔣介石妻舅的宋子文贊助政府，成立國家饑荒救難委員會。[25]
國家饑荒救難委員會聘請一批中外專家，其中包括知名的流行病學家吳連德，衛生部長劉瑞恆，公共衛生工作者約翰·格蘭特和液壓工程師奧利佛·托德等人士。甚至是著名的飛行員查爾斯和安妮·林德伯格也參與其中，因為他們被委託進行一次有關洪水區的空中調查。[26] 雖然宋子文仍然是國家饑荒救難委員會名義上的負責人，隨著中國面臨政治不安定和持續的日本入侵，日後執行救援工作的責任，大多委託給國家聯盟派遣的難民專員，英國人約翰·霍普·辛普森（John Hope Simpson），由他協助救援工作。
「挽救生命！」：1931年中國報紙漫畫
Source: Zhongyang ribao, 3 September 1931; image provided by the author.
洪水引發國內和國際慷慨的慈善回應，海外華僑提供特大筆的捐款。儘管付出相當大的努力，直至1931年夏天，國家饑荒救難委員會陷入嚴重的經濟困境。最初，試圖透過發行債券來資助救援工作，但由於日本入侵滿洲，導致債券市場崩潰，因此失敗。[27] 最終，國家饑荒救難委員會設法向美國政府交涉，用貸款方式取得小麥和麵粉。終於獲得資金支援的國家饑荒救難委員會，必須在整個災區發放大量的救援物資。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不只是因為洪水摧毀許多通訊和運輸的基礎設施，也是因為中國正處於和外國交戰與內戰之中。1932年年初，日本海軍與中國軍隊在上海發生衝突，要將糧食輸入上海的船舶必須交涉談判，才能在日本海軍的船隻中通過。卸下救災糧食之後，國家饑荒救難委員會必須將物資運往上游。此時必須穿過惡劣的土地，而那裏有土匪和共產黨攻擊船隻、要求補給品、綁架救災人員。[28]
洪災過後，國家饑荒救難委員會被歌頌為組織戰勝逆境，獲得勝利。巨大的勞動救濟計畫特別受到讚揚，其中一百一十萬名工人在1932年上半年受雇重建近2000公里的堤壩。[29] 短短六個月內進行的土方工程量據說足以建造兩米高，兩米寬，約赤道全長的堤壩。[30] 救援工作也被描述為建立新政府合法性並破壞共產主義威脅的重要的進展步驟。[31] 災難發生後，用於重建農業社區的合作組織被改造，成為政府農村經濟政策的重要特徵。[32]
雖然官方報告中提供的評估是一面倒的正面，但實際上救援活動並不完全成功。在某些情況下，救援營地針對民眾自發的非法佔地進行改善，但在另外一些地區，難民經歷極高的病死人數。事實上，救難營的死亡率遠遠高於農村社區的死亡率。[33] 散播在某個救難營的麻疹，光是在1991年12月就造成1491人感染，682人死亡，主要是兒童。[34] 在江西的另一個救難營，在短短三個月內20499名難民中有2,476人死亡，年死亡率達48.9％。[35] 在某種程度上，這些驚人的死亡人數是人口流離失所的必然結果。然而，在一些地區，為防止難民擾亂社會政治秩序，而在作出適當安排之前，強迫他們進入難民營。在武漢，當地軍方確信難民人口是藏匿的共產黨員。結果，數千人在被槍口抵住下離開街上，並被運到營地，在那裏因為疾病而死的人數仍然很高。[36] 美國小麥貸款的影響，也比官方報告所認定的更為模糊。在當時，大批轉運外國糧食被描述為慈善行為，但貸款條款對美國人顯著有利。這些美國人長期以來，一直尋求手段來卸載經濟損失的剩餘小麥。雖然緊急救援幫助許多難民在激烈飢餓期存活下來，但有些人認為，長期來看，進口大量的小麥和麵粉有負面的經濟影響，剝奪當地農民和製粉業者的產品市場。[37] 有鑑於恢復堤防網絡具有壓倒性的重要性，救濟貸款的不良經濟後果，似乎可以正當化。然而，有待歷史證明，即使這些基礎設施改善，被認為是國家饑荒救難委員會的最高成就，卻沒有像之前所假設的那麼成功。當長江在1935年經歷超大雨量時，該地區的許多堤壩再次潰堤，使該區陷入困境的人口遭受另一場洪災。[38]
社會回應：官方的救援工作，一直是大多數1931年洪水歷史研究的主要焦點。 然而，這不是對水災的唯一反應。早在中央政府提供援助之前，災區的地方精英們已經向同胞們提供相當大的救濟。在帝國末期的整個災難期間，公會、慈善協會和宗教機構提供食物與住所給大批難民。[39] 洪水始於春末，但美國載運的首批救援糧食在11月才抵達上海。因此，在水災最嚴重的時期，低層級的自發行動在協助難民方面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水患地區人民能夠存活，不能只從檢視慈善機構和救濟來解釋。水災災民根據對自然和社會環境的深入了解，採用了複雜的應對策略。那些住在農村的人，搜尋野生的濕地食物，包括水生植物，魚類和水禽。[40] 前往城市的難民出租家用舢板作為水上計程車來賺錢。其他人則採取更孤注一擲的策略，乞討、偷竊和賣淫。[41] 儘管受到社會羞辱，也受到法律禁止，這些對策卻幫助難民在剝奪嚴重的時期能夠存活。
史地概觀
第一個1931年華中洪水史是在1954年長江洪水後由毛派政權出版。其目的是詆毀被廢黜的國民黨政權，突顯共產黨應對災害的應有優勢。湖北省政府出版題為「黨領導人民戰勝洪水」的歌頌報告，其中包括照片，宣傳漫畫和口述證詞，旨在突顯過去1931年的苦，與現在1954年洪水的甜兩者之間的差異。作為毛派政權最熱心的外國支持者之一的路易·胡萊（Rewi Alley）發表一份題為「人類對抗洪水」的英語研究，採用類似的方法。在人民共和國以外，愛德蒙克萊所寫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是唯一分析1931年災難的研究之一。 克萊在漢口的美國領事館工作時，親身經歷洪水，並熱衷於強調水災的破壞性影響。據他估計，由於1931年洪災，全國約有二百萬人遇難。
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歷史學家對災害史採取更為細微的方法。一個歷史學家團隊進行的研究，包含1931年水災，頗具影響力，名為「中國近代十大災害」。針對造成災害的環境和人為因素，進行總體分析，並描述經濟和社會後果。中國學者也做許多災區當地歷史的研究。方巧梅探討國民黨水利治理的崩解使得武漢易患水災。張波，孔祥成等歷史學家，都關注地方和國家政府在救災工作中扮演的角色。雖然這些研究，大部分提供災難的制度歷史，但有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是李沁的研究工作，李沁研究1930年代長江中段區的水災對社會和心理的影響。
洪水在中國以外受到的關注較少。李莉蓮所著的《對抗華北饑荒》，主要根據救濟行業的文獻，簡短地描述水災，她對官方的對策給予相當正面的評價。 Iris Borowy 在Uneasy Encounters 一書中，強調國際聯盟在災害中協助醫療所作的努力。在《拯救國家》，瑪格麗塔·扎納西（Margherita Zanasi）審視救災工作，視其為1930年代初期，國民黨某些派別所採取的更廣泛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的一部分。 David Pietz的《打造國家》，提供最詳細的分析之一，裡面包括他在淮河保育研究中，有關水災的一章。 最後，克里斯·考特尼（Chris Courtney）在武漢市考察了普羅大眾對1931年洪水的宗教解釋。他即將出版的專著提供那次水災的環境和社會歷史。
資料來源的種類
1931年的洪水，產生許多中文和英文資料。國家救災委員會的報告從政府的角度全面分析救災工作。報告中的許多資料來自“1931年洪水：經濟調查”。調查的依據是南京大學的學者團隊在著名的農業經濟學家約翰·斯坦丁·巴克（John Lossing Buck）的領導下所進行的研究。這項調查為經濟史學家提供了豐富的信息。除了這些更廣泛的分析之外，當地的地方志詳細描述了特定地區的災難發展情況，而文學和歷史資料（文史資料）提供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記載的洪水口述歷史。湖北省檔案館整理許多主要資料，包括政府電報，警方報告等，並出版一冊書，名為1931年湖北省洪水災害的精選檔案材料。
洪水的一個不幸後果是印刷機淹水。因此，大多數可用的媒體報導是在災區以外的地區出版。上海的中陽日報，瀋陽天津的大公報等條約港口期刊派遣記者調查洪水區的情況。有關專業議題的文章，如水文和氣象學，可以在專家科學期刊如Shuili中找到。當代最好的水災新聞記錄之一，是大漢口洪水（漢口大水紀）。這是一位名叫謝前茂的記者，在災後不久所出版的長篇專著，他的家鄉武漢淹水之後，他成為難民。除中文新聞之外，上海的英國華北先驅報等報紙，提供有關洪水的詳細報導。《倫敦新聞畫報》刊登高質量的災難照片。上海的基督教期刊《中國的記錄者》，針對傳教士參與救災工作提供深入的見解。
洪水也引發許多文化反應。 最有名的中文響應，可能是著名的左翼小說家丁玲所寫的短篇小說《“水》（水）”。 美國作家，後來的諾貝爾獎得主珍珠·巴克（Pearl Buck）寫了一系列關於洪水的短篇故事，在美國可以從無線電收音機聽到，以激發慈善捐款。許多這類的故事可以在《第一夫人》一書中找到。水災後，拍攝一部名為《狂潮洪流》的電影，描繪湖北水災期間的虛構事件。 雖然，沒有留下這部電影的拷貝，但原創劇本仍然存在。[42] 最後，安妮·林德伯格（Anne Lindbergh）寫下回憶錄，描述她駕駛飛機飛越災區，並繪製地圖標示她的丈夫嘗試提供醫療用品給災民卻失敗。
指標
死亡人數：200萬。不可能準確估計1931年，長江淮河水災造成的死亡人數。最常引用的兩個數字都是有問題的。第一個數字是14萬人，出現在研究這段時期的一些英文研究中。這是根據1931年至1932年“國家救災委員會報告”的前幾頁刊登的數字。實際上這是溺斃人數的估計，並沒有涵蓋其他與洪水有關的死亡人數。報告的他處指出：「近二百萬人溺死或因缺乏食物而死。」第二個數字是422,499人。這是根據中國歷史學家嘗試系統量化的死亡人數，他們使用了許多當代的報導和政府統計數據。這項研究的作者急於強調，由於缺乏現有的資料，不可能確定準確的死亡人數。儘管如此，他們的估計已經變得有影響力，而且幾乎總是一再地被複製，卻沒有附上原作者們所提出的警告。
令人驚訝的是，少有歷史學家提到針對當時的死亡人數所做的最可靠和最系統化的量化嘗試，該嘗試被刊登在《1931年洪水：經濟調查》中。這項調查是根據南京大學的一個團隊，由知名的農業經濟學家約翰·丹·巴克（John Lossing Buck）帶領，進行廣泛的洪水區統計調查。這項調查下了結論，在水災的前100天，大約有15萬人溺水，這表明這一數字不及所有死亡人數的四分之一。最大的殺手是疾病，佔全部死亡人數的70％。南京大學的研究雖然從不明講卻暗示著，水災的前一百天的死亡人數為625,000。舉證責任，包括研究本身提供的證據，都表示這個數字大大低估了死亡率的程度。擴大到涵蓋持續約一年的人道主義災難的整個時期，國家洪水救難委員會所刊登的原始死亡人數200萬並不是無理的估計。
地理範圍：181,500平方公里。 洪水嚴重影響面積169000平方公里的區域，不包括河流和湖泊。另有12,500平方公里的地區淹水，但影響較小。洪水區的大小相當於英格蘭加上一半的蘇格蘭，或是紐約州加上新澤西州和康涅狄格州。長江和淮河是受影響最嚴重的河流，洪水氾濫也影響黃河和大運河。核心洪水區包括安徽、湖北、湖南、江蘇、浙江、江西、河南、山東八省。然而，往南可到珠江，往北可遠至松花江和鴨綠江，都出現地區性的淹水。
受影響的人口：5200萬。當時，南京大學估計，洪水影響了2500萬人。Li等人表示真實數字可能已接近5300萬。整個洪水區平均40％的人口成為難民。最高的比例出現在安徽南部，有61％的人口因為洪水而流離失所。
持續時間：1年。景觀淹水始於1931年春天。儘管大多數地區的洪水，到了冬季已經消退，但澇災、基礎設施受損、和難民流離失所等問題仍然持續到隔年春季。洪水相關的飢荒和流行病至少持續到1932年的夏天，而感染地方病的人們在災難減輕後依舊受苦多年。
克里斯·考特尼（Chris Courtney）是劍橋大學Gonville和Caius學院的中國歷史研究員
翻譯: 邱奕齊
翻譯
[1] Cheng Xiao, Liu Yangdong and Xia Mingfang, Zhongguo jindai shi da zaihuang (The ten great famines of China’s modern period)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1994), p203.
[2] On the effect of climate on flooding see Zhang Qiang, Marco Gemmer and Chen Jiaqi , “Climate Changes and Flood/Drought Risk in the Yangtze Delta, China, During the Past Millennium,”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176-177 (2008): pp. 62-69.
[3] On Hubei see Pierre-Étienne Will, ‘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Hydraulic Infrastructure: The Example of Hubei Province in Late Imperial Times’, in The Scope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ed. by Stuart R. Schra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5). Yin Hongfu, Liu Guangrun, Pi Jiangao, Chen Guojin and Li Changan, “On the River–Lake Relationship of the Middle Yangtze Reaches,” Geomorphology 85 (2007): 197–207. On Hunan see Peter C. Perdue, Exhausting the Earth: 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 1500-185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4] Pierre-Étienne Will, ‘Une cycle hydraulique en Chine: La province du Hubei du XVle au XIXe siècles (A hydraulic cycle in China: The province of Hubei from the sixteenth through nineteenth centurie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eme Orient, 68 (1980), pp. 261–288
[5] Perdue, Exhausting the Earth
[6] Zhang Jiayan, Coping with Calamity: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Peasant Response in Central China, 1736-1949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4).
[7] William Barrett, The Red Lacquered Gate: The Early Days of the Columban Fathers and the Courage of its Founder Fr. Edward Galvin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1967), p. 265.
[8] On links between Yangzi floods and El Niño Southern Oscillation see for example Jiang Tong, Zhang Qiang, Zhu Deming and Wu Yijin, “Yangtze floods and droughts (China) and teleconnections with ENSO activities (1470–2003),”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no. 144 (2006): pp. 29–37. W. A. Gough, T. Jiang, and H.T. Kung Y.J. Wu, “The Variation of Flood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its teleconnection with El Niño events,” Advances in Geosciences, February 2006: pp. 201-205. On 1931 as an El Niño year see Ross Couper-Johnston, El Niño: The Weather Phenomen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2001), pp.128-129
[9] John Lossing Buck eds. The 1931 Flood in China: An Economic Survey, (Nanking: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1932), p.8.
[10] Buck, The 1931 Flood, p.35.
[11] Ibid. Y. Y. Kueh, Agricultural Instability in China, 1931-1990: Weather,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78
[12] Buck, The 1931 Flood, p.12
[13] Ibid, p.39.
[14] Amartya Sen,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5] Buck, The 1931 Flood, p.38
[16] The government perspective on this conflict is covered extensively in National Flood Relief Commission 1931-1932, Report of the National Flood Relief Commission 1931-1932, (Shanghai:, 1933). (Herafter NFRC). For a criticial view of the Guomindang’s role in the conflict see Cheng et al. Zhongguo jindai shi da zaihuang, pp.207-208
[17] Edmund Clubb, Communism in China: As Reported from Hankow in 1932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04. David A. Pietz, Engineering the State: The Huai River and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7-1937 (London: Routledge, 2002), p68. Ouyang Tieguang, ‘Zaihuang yu nongmin de shengcun weiji——yi 20 shiji 30 niandai qianqi changjiang zhong xiayou diqu wei zhongxin (Famine and Peasant Crisis Survival － The Middle Yangzi Region in the 1930s)’, 7 (2006).
[18] Buck, The 1931 Flood, p.33.
[19] Xie Qianmao, Yijiusanyi nian Hankou dashui ji (The Great 1931 Hankou Flood) (Hankou: Hankou jianghan yinshuguan, 1931), p.107.
[20] Ka-Che Yip, “Disease, Society and the State: Malaria and Healthcare in Mainland China,” in Disease, Colonialism, and the State: Malaria in Modern East Asian History, ed. Ka-Che Yip, 103-12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04.
[21] Pi Mingxiu eds. Wuhan tongshi: Minguo juan (xia)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Wuhan: The Republican Period (Part Two) (Wuhan: Wuhan Chubanshe, 2006), p.222.
[22] Buck, The 1931 Flood, p.37.
[23] For a classic study of this organization see Andrew James Nathan, A History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24] Lillian M. Li,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06.
[25] NFRC Chapter 1.
[26] Anne Morrow Lindbergh, North to the Orient (USA: Tess Press, 2004 [1935]), pp.137-154
[27] NFRC, p.18.
[28] NFRC Chapter 3.
[29] NFRC, pp. 114, 124, 110, 138-139.
[30] NFRC, p.139.
[31] NFRC, pp.193-194.
[32] Margherita Zanasi, Saving the Nation: Economic Modernity in Republican Chin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33] Buck, The 1931 Flood, p.44.
[34] NFRC, p. 169
[35] NFRC, pp. 74-75.
[36] John Hope Simpson, “Hope Simpson to F.B. Bourdillon” February 23rd 1932 John Hope Simpson Papers, Folder 6 (i), Balliol College Archives, Oxford; North China Herald, “Wuhan Cities Faced With Famine Conditions” August 25th 1931.
[37] Pietz, Engineering the State, pp. 65-68; Qiu Huafei, “1931 nian Zhong-Mei xiaomai jiekuan deshi yanjiu (A Study of the 1931 Sino-American Wheat Loan Issue)” Jianghai xuekan, no. 2 (2001).
[38] Li, Fighting Famine, p.285
[39] The Chinese Recorder, November, 1932: 667 – 680; Zhang Bo, “Lun zhengfu zai zaihuang jiuji zhong de zuoyong – yi Wuhan 1931 nian shuizai wei ge’an de kaocha (An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Disaster Relief – Using the Wuhan flood 1931 as a Case Study).” Jianghan Tribune, December 2006: pp.87-90. Similar low level relief had continu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famine relief in the early 1920s see Pierre Fuller, ‘North China Famine Revisited: Unsung Native Relief in the Warlord Era, 1920-21’, Modern Asian Studies, 47 (2013), pp.820-50.
[40] NFRC, p.62. Edmund Clubb, “The Floods of China, a National Disaster,” Journal of Geography 31 (January/December 1932): 205-206. Clubb, Communism in China, p.105.
[41] Contemporary media reports contain numerous descriptions of such behavior see for example Guo Jingrong, Guo wen zhoukan 8, no. 36 (1931).
[42] In Zhongguo wusheng dianying juben (Scripts of Chinese silent films), ed. by Peiwei Zheng and Guiqing Liu (Beijing: Zhongguo dianying chubanshe, 1996).
原件資料
期刊和報紙
The Chinese Recorder
Da Gong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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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yang R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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